周蜜是威廉希尔体育经济与管理学院2024级硕士研究生。七年时间，她记录湖工大的变化，定格孩子们的笑脸，触摸湖北工业发展的脉搏，也见证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瞬间。以下是她的自述：
大一我加入爱心助学社，只是因为想站上讲台。有一次带孩子们画画，主题是“你最想送给谁一幅画”。只有一个女孩，画了一个扎马尾的人。我问画的是谁，她小声说：“画的是你。爸爸妈妈过年才回来，你每个星期都来。”那一刻我突然明白，有人每个星期都来，这件事本身就已经很重要了。
2021年大二暑假，我第一次去广西富川支教。那是我第一次真正离开校园，去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当老师。上课和睡觉的是同一个地方，睡在自己买的充气床上，在炎热的夏天就着几个盆子和舀子简单洗澡。条件比我想象的苦，但那半个月，我觉得特别充实。返程那天，一个孩子塞给我们一张纸条。队员们围在一起打开看，上面只写了两个字：“别走。”大家的眼眶都红红的。
所以大四那年，看到学校招募研究生支教团成员，我没有犹豫。
2023年8月，我来到云南镇雄支教，海拔两千米。我被分配教地理，头几节课没人应，作业错得五花八门。后来我开始用思维导图上课，山脉连着气候，气候连着农业。渐渐地，后排趴着的学生开始抬头了。期中考试，我们班地理冲进了年级前列。
班上有个男孩，上课老是趴着。我找他聊了很久。后来有一天，他突然举手回答了问题。再后来他悄悄跑来跟我说：“老师，我准备去练体育了，我也想考大学。”尽管他坐在最后一排，我也能时时对上那双澄澈的、亮晶晶的眼睛，好像在哪里见过。
支教期间，我成了团中央西部计划的“特约采风员”。我拍晨雾、拍深夜备课的台灯、拍学校老师给的洋芋橙子。这些视频浏览量超过了百万。很多人留言说“希望我也能像你一样”。看到留言时，我正在支教学校的宿舍里煮着泡面，一口一口吃着，然后就开始掉眼泪。我在用镜头搭一座桥，让山外的人看见山里的故事。
支教结束，我获评了“全国优秀志愿者”。“我们中国青年的使命，就是把小我融入国家发展的大我。”以前觉得这句话很大，站在讲台上看着那些孩子的眼睛时，我觉得它很具体。
支教回来，我回湖工大读研。我开始思考一个问题：除了记录个体的故事，我能不能去讲述更宏大的叙事？2024年下半年，我作为主讲人参与制作思政课视频《中国工业向未来》，第一次走出校园，去湖北各地工厂车间走访拍摄。在武汉重型机床集团，车间比我想象的大得多，巨大机床一字排开。师傅说：“造大家伙的人，得耐得住。”我们还去了汉绣工坊，非遗传承人绣一幅作品要三年。她说：“重工业是大国的骨架，轻工业是老百姓的日子。”
那一刻我忽然明白，武重是“重”的，撑起国家脊梁；汉绣也是“重”的，托住一针一线的生计。那部视频浏览量超过23万，获得第八届全国高校大学生讲思政课公开课展示活动二等奖。但我最珍惜的，是走访中看到的那些面孔、听到的那些声音。从记录一个孩子的眼神，到记录一个国家的工业脉搏，我的镜头在慢慢拉远，但内核始终是一样的——让人看见那些值得被看见的。
这种看见，后来有了更深的维度。2025年，我主演了思政微电影《波涛中的永生》，饰演英雄校友萧栋栋烈士的侄女萧水寒。我们去了他的老家恩施巴东县，看到他小时候生活过的地方——干燥的土墙、变形的铁窗。同村人说，栋栋从小就爱帮助别人，是大山里第一个考出去的大学生。
1999年，22岁的萧栋栋在长江边为救一名轻生女子，献出了生命。我去云南支教那年，也是22岁。同样的年纪，他做出了一个让自己永远停在那个年纪的选择。我问自己：如果换作我，在那个江边的时刻，我会不会冲上去？我没有答案。但我知道，在镇雄那些备课到深夜的日子里，在那个趴桌子的男孩举手发言的课堂上——我做的每一件小事，都在朝那个答案靠近。英雄从未离开，他们活在我们的记忆与选择里。
2025年10月，我带领学生使团去南非文达大学孔子学院开展文化交流。我们办了文化展演，有书法、民乐、武术、皮影。我负责古筝表演，弹《渔舟唱晚》。一个南非女孩盯着古筝看了很久，我握着她的手，教她拨了一个音。音符响起来的时候，她的眼睛亮了。演出快结束时，文达大学合唱团唱起了当地民歌。我们自然地搭着肩，全走上台跟着节奏跳舞，汉服裙摆扫过彼此鞋尖。笑声、歌声、掌声混在一起，整个礼堂都在震动。原来不同肤色、不同语言，在热闹里能靠得这么近。那个瞬间我真正理解了什么叫文明互鉴，什么叫文化自信。
当地一位志愿者老师对我们说：“你们让世界看到了中国最好的样子。”我想，这就是传播的意义——作为中国青年，就是要讲好中国故事，传递中国声音。
七年时间，我从一个拿起手机记录校园变化的大一女生，变成了一个愿意站到镜头前、走到世界里去讲故事的人。湖工大给了我一张地图，我带着它在云南乌蒙山、湖北的工厂里、巴东的群山间、南非的校园里画下一个个坐标。每多一个坐标，这张地图就变大一点；每多讲一个故事，“中国青年”这四个字在我心里的分量就更重一分。
